磁性纳米粒子“加热”癌细胞可促进化疗效果

《科学大师》：您很早就关注企业创新问题，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根本性的发展问题，不知道这些年您持续关注下来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

　　李国杰：我们经常讲科技强国，很多人提出科技强则国家强。我觉得这句话没讲全。科技强并不直接导致国家强，应该说科技强则企业强，企业强则国家强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强的企业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当然，我国的企业现在也不是一点都不强，华为就冲出来了，也有几个大的国企是比较强的。

　　但是中国的企业强，要看放在什么层面比较。在全世界的创新企业排名里边，中国企业入围的很少。另外，我记得美国知名的咨询公司波士顿集团，他们每年会对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进行统计，里头有一项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利润，2017 年他们一算，说中国的经济利润 80% 的都集中在金融业。从世界 500 强排名上，我们的几大国有银行都在最前面，这也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。

　　现在我们有些知名的科技公司像阿里巴巴之类，他们属于网络服务业，当然也算是一种产业，但是服务型企业和创新型制造企业需要有分工，我们如果光是服务业强，技术创新基础很弱，尤其是人才都往服务业走，这也不正常。我们现在真正做基础技术研发的、做硬件的、做芯片的，这样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少的。

　　二，中国的芯片以前为什么没发展起来？

　　《科学大师》：对我们一般公众来讲，对于集成电路也即芯片的工艺和设计能力的落后、差距不甚了解，具体来讲，这个核心技术是什么样的？为什么脖子被卡住会那么难受？

　　李国杰：现在卡我们脖子的，有硬件、软件两方面。

　　从硬件方面来讲，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。设备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光刻机，集成电路每一条线之间的距离只有几个纳米，只有一根头发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。

　　我们一般来讲照片 4k、8k 的分辨率，是人眼可见的，光刻机要提高 100 倍以上，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清。我国现在做的光刻机是几十纳米，14 纳米的还在攻关，国外已经做到 5 纳米甚至 3 纳米了，这方面我们落后好几代。

　　光刻机世界上主要是荷兰在做，日本也有一点，但做得最好的是荷兰阿司麦尔公司，其实也是国际性的公司，股东里包括美国人和欧洲人，他们的技术是来自全世界的一个集成，比如镜头是德国的。他们现在已经在卖 5 纳米的光刻机了，很贵，一台要一两亿美金。

　　至于材料，例如做光刻时要用到的光刻胶，它的纯度要求非常高，要 8 个 9 或 9 个9，纯度要达到 99.9999999%，这方面日本人做得最好。这是硬的差距。

　　软的差距，设计芯片不是我们人工一个个去画设计图，而是用一套软件来做的，这款软件叫做 EDA，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，这是被美国的两三个公司垄断的，我们国内做的份额很少。一旦这个软件他们不给我们了，那我们就得从头自己用手工去做，那当然就很困难了。所以我们既要做光刻机等硬件设备，也要发展自己能控制的 EDA 设计软件。
 

　花费巨大代价回归私有化，却没能让 360 走上正轨，周鸿祎的内心滋味，从他在朋友圈的感叹，可见一斑：

　　“我的人生竟然如此失败，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　　几乎没有互联网大佬，说过这样对人生失去希望的话，何况还是“斗士”周鸿祎。尽管周鸿祎后来解释为挫败感源自平衡不好工作和家庭的无能，但大家都不信，以至于真实原因至今是个谜。

　　所有猜测中，或许最接近的是，当周鸿祎从借壳到排队 IPO，又回到借壳，签下影响至今、中概股私有化最为昂贵的一份对赌协议不久，CDR 试点意见就下达，意味着像阿里、百度、京东等概念股，只要满足市值不低于 2000 亿人民币的要求，都有望通过发行 CDR 直接回归A股。

　　尽管 CDR 很快不了了之，但随后港交所《上市规则》正式生效，加上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消息传出，业内普遍认为，概念股回归或二次上市再无障碍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境外上市中概股，无论回归A股，还是直接登陆港交所，都没有 360 所付出的代价巨大。

　　相比周鸿祎的“生不逢时”，运气也帮了雷军一把——雷军原本希望带领小米在香港和内地一起上市，成为国内第一家 CDR 企业。资本市场风云突变下，小米的 CDR 计划不得不突然搁浅，不过港交所却送来了及时雨，一路大开，小米得以闪电速度在港上市，成为港股市场首家执行“同股不同权”机制的上市公司。

　　而从结果来看，360 堪称代价最大、最失败的一次中概股私有化。过去两年间，其市值从最高峰下滑到现在的 1170 亿，蒸发了 3300 亿。业绩上，营收、净利润、扣非净利润均为同比下滑状态，2020 年前三季度财报营收只有 79.74 亿元，同比下滑 16.26%。甚至，就连 2018 年看起来不成问题的对赌，也困难重重。
 

这向外界透露出重要信号，京东集团作为控股公司，旗下零售、物流和金融板块作为三根支柱，已成气候。同时，刘强东作为集团掌舵人，麾下三员大将组成“铁三角”格局。

　　达达集团、京东健康虽上市更早，但达达集团并非京东实际控制，而京东健康更像是京东商城分拆出来的业务，所以 CEO 蒯佳祺、辛利军没能和“铁三角”一起组成“五虎将”。

　　不过此格局维持时间并不长，最终在 2020 年最后 10 天内宣告瓦解。

　　2020 年 12 月 21 日，经京东集团提议，拟报京东数科董事会批准，任命陈生强为京东数科副董事长及京东集团幕僚长。10 天后，王振辉离职。

　　王振辉曾在联想集团、怡亚通任高管，2010 年 4 月加入京东。2017 年 4 月，京东集团组建京东物流，时任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、京东商城运营体系负责人王振辉出任京东物流 CEO。到他离职，执掌京东物流大约三年半时间。

　　陈生强一直追随刘强东，其离职有大背景原因，即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，监管部门严肃整顿互联网金融，京东金融在敏感时期投放广告涉嫌歧视被批。乐观点看，陈生强此时明升暗降，或是刘强东在风口浪尖中保护他。京东数科虽提交招股书，上市进程因大环境变化，似乎也按下暂停键，这也为刘强东整饬京东数科提供较多时间。

　　王振辉离职则毫无征兆，职场中“个人原因”默契达成的背后，是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因为物流业务发展未达预期，还是和刘强东发生严重分歧，已无法共事？

　　市场预测 2021 年，京东物流也将登陆资本市场。作为高级经理人，王振辉深耕京东逾 10 年。即使作为物流板块掌门人，也掌舵超过三年，参照陈生强持股京东数科超过4% 股比，王振辉本来借助物流 IPO 获得财务自由。

　　与马云在阿里巴巴 B2B 上市后对十八罗汉“杯酒释兵权”不同，京东物流筹谋上市，刘强东此时“削藩”，王振辉未能完成上市敲钟仪式——属于职场人的高光时刻，也是壮志未酬。

　　12 大高管卸任，团队进入 4.0 时代

　　京东 20 多年发展史中，其管理团队大致分为四个时代。

　　京东创业早期，“十几个人，七八杆枪”，刘强东和兄弟们在中关村忙时搞业务，闲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。这是京东 1.0 时代，其实也不怎么需要管理，有事情主要靠吼。

　　随后外部资本进入，在资本帮助或者是要求下，京东积极引进外脑，为做大以及上市做准备。管理队伍中是除了首席执行官(CEO)由刘强东担任外，京东所有其他“0”字辈高管，都从外界引入。京东管理进入 2.0 时代。

　　京东集团完成上市，融资通道打开，现金流充足，多年孵化的旗下业务，京东金融、京东物流、京东健康先后完成分拆，独立发展，分别融资，筹谋再上市。

　　京东每个版块掌舵人，陈生强、王振辉、辛利军以及京东零售 CEO 徐雷，作为一方诸侯，分别管辖一块业务，呈现“赛马”态势，也意味着京东管理进入 3.0 时代。

　　当封疆大吏王振辉离职，陈生强至少暂时被架空。余睿掌管京东物流、李娅云看管京东数科，两个 80 后走上业务管理一线，这时京东团队进入 4.0 时代。

　　大致整理了一下近年从京东离职的重量级高管，包括副主席兼首席战略官（CSO）赵国庆、首席财务官（CFO）黄宣德、首席运营官(COO)沈皓瑜、首席营销官(CMO)蓝烨、首席技术官(CTO)张晨、首席人力资源官（CHO）隆雨。

（编辑：广安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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