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商业航天如何“杀出重围”？

李国杰：根子上的原因是我们做晚了，并不是说我们人有问题。国外是上世纪 60 年代，半个世纪前就起步了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美国通过内部整合就一批一批地培养人才。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时局环境比较复杂，很难去顾及这些。

　　一般来讲，主管芯片设计的人都要有 20 多年的经验，我们国内一共还没搞几年，你说你要找有 20 年设计经验的人，上哪儿找？那些人都在美国。所以现在集成电路的研发，它不光是理论知识。很多企业有自己的工艺，但大多不是公开发表的专利，而是企业内部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技术秘密，属于一种传承。这些人甚至都已经退休了，他们的工艺只有几个徒弟知道，这样的人你找都找不着，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要靠时间积累。不是我国家给点钱，招几个本科毕业生、几个博士生就能搞起来的事。

　　《科学大师》：那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？

　　李国杰：也意识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国外没有限制我们。中国的事情通常是这样：凡是国外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的东西，你就反而搞不起来；凡是国外向我们禁运的，比如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，自己就搞起来的。

　　我们的汽车制造，老外就经常跟我们合资合作，但是技术还在国外。国外企业很聪明，不断地输送给我们二流的技术和产品，他们现在发展的技术都不给我们，这样我们就永远搞不起来。断供以后就可能激发我们自己搞，反而可能搞成。我们中国人有些东西过去也做，但只要外国有供应，我们就没有真正下决心坚持做下去，因为没有忧患意识，所以在过去，自主研发基本上就是一种陪衬。

　　《科学大师》：那您前头说的这个人才人力的问题，现在解决应该来得及吧？

　　李国杰： 说到人才培养，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当然是我们高端的硕士、博士这些人才的培养，要下大力气。还有一个，就是要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，让多数人都能来参与。

　　为什么现在互联网人才很多，APP、小程序基本大家都能开发，就是因为门槛低。现在我们中科院计算所也在牵头做类似的工作，就是要降低芯片开发的门槛，要把以前开源软件的思路发展到开源硬件上。我们有一批人在做这个事情，成立开源硬件的联盟，要做很多工具类的软件，做成像云计算、FPGA 开发平台这样的形式。这样你要用的时候，在网上调用就可以。过去我们要一两年、几百号人才能做出来的东西，现在可能几个学生几个月就能做出来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“一生一芯”计划就是成功的案例，5 个大学本科学生花几个月就做出一款能实际应用的 RISC-V CPU 芯片。这样降低门槛以后，参与的人就多了。

　　三，呼吁将集成电路纳入国家新基建战略

　　《科学大师》：我看您主张把集成电路纳入到新基建范畴，作为国家战略来扶持？

　　李国杰：现在我们国家的新基建有 7 个，包括 5G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特高压、城际高铁等。但是集成电路为什么不在里头呢？我估计可能是因为需要投入的钱太多吧。也许它之后会被列入别的一个什么计划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。在我们大多数的基础设施里面，最基础的就是芯片，现在哪个企业哪个行业不用到集成电路？因为他们都需要电子设备，而这所有的电子设备里面都要有集成电路。国家肯定会非常重视，肯定会下大决心做这个事情。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，光刻机、刻蚀机等尖端设备、材料和设计集成电路的 EDA 软件，我把这些东西叫做新时期的“两弹一星”。
 

作为曾经的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，如此持续下滑的市值、股价、业绩数字，确实惨淡了些。不说市值先后突破 6500 亿美元的腾讯、阿里巴巴，就连美团、字节跳动、滴滴、快手这些后起之秀，也超过 360 太多，成为趋之若鹜的明星公司。

　　最让周鸿祎受伤的，或许是两家公司。第一家显然是小米，另一家或许是从 360 分拆、独立上市的奇安信，在曾和周鸿祎多年并肩作战、最终分道扬镳的齐向东带领下，奇安信已成为网络安全市场增长最快的企业之一，最新市值也超过了 925 亿元，几乎与 360 持平。

　　倘若当初 360 不那么急迫，而是排队 IPO 或去港交所，那么就不用背负巨额债务和高昂的对赌协议——360 会不会迎来另一种命运？

　　可惜没有假设。毕竟，当初周鸿祎也是在A股暴风影音 300 倍的刺激诱惑下，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也要加速回归。

　　02

　　移动互联网风口不敌小米是落后根源

　　从公司体量看，周鸿祎现在就快连雷军背影都看不到了。具体到业务，360 还在一些细分业务上，与小米苦苦竞争多年。

　　那就是被周鸿祎看成 360 大安全战略中面向家庭安全解决方案的智能硬件。在最新财报里，360 智能硬件业务收入为 16.76 亿元，仅次于互联网广告及服务排第二。

　　如果只是单纯看数据，似乎还不错，若和小米对比，显然也不是一个量级。2020 年第三季度，小米在 ALOT 部分业务的营收同比增长 16.1% 达到 181 亿元，超过 360 的整整十倍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360 智能硬件业务近两年的毛利率正在连续下滑，从 2017 年的 20.74%，下降到 2018 年的 17.77%，再到 2019 年的 14.98%。而小米 IoT 的毛利率，则由 2019 年第三季度的 12.8% 升至 2020 年第三季度的 14.2%。两者相当接近，考虑到小米 IOT 产品的出货量，其盈利相当可观。
 

　“最信任”背后，通常是和“一定时间内”联系在一起。在蜜月期内，任何高管都可能是刘强东最信任的人。

　　京东这批 80 后管理者，以管培生为代表，职业经历此前为白纸，成长主要在京东，京东给他们着墨，他们也视刘强东为偶像，掌舵一块独立业务，也重在坚决服从 100% 执行，而少有战略性思考。

　　而且，物流和金融板块面对的竞争，不比电商领域弱。金融业务端，京东数科要对决蚂蚁集团；物流大红海，三通一达和顺丰，以及阿里菜鸟网络，都对京东物流虎视眈眈。

　　业务“素人”余睿、李娅云强调公司价值观和文化，或许合格，但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战，能及时做出调整乃至提出有价值建议，就勉为其难。刘强东对所有结果负责，但这不正说明，京东依旧是刘强东“一个人的京东”吗？

　　刘强东重用 80 后，或向外界表明，其正值壮年，此时无需考虑接班人。职场老司机和管培生一代相比，经历和阅历丰富，非后者可比。

　　王振辉和陈生强先后卸任，刘强东安排心腹，而不是业务高手接盘。让“搞人”的人来“搞事”，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宁愿相信这是京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，而不是刘强东头脑发热，一条道走到黑。

　　京东各自板块的护城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固，“素人”长时间挂帅或埋下隐患。

　　京东无“二号”

　　陈生强和王振辉离任，表明刘强东牢牢控制公司，京东始终没有“二号”人物，也不需要“二号”。

　　至少有三个理由，有助于做出这种分析。

　　首先，京东商城 2018 年 7 月推出轮值 CEO 制度，被认为刘强东有意在培育接班人。该制度推出已有两年半时间，目前只有徐雷在“轮值”中，没有其他人“过瘾”。

　　京东轮值 CEO 制度，乍看学习华为。不过华为轮值董事长时间仅一年，京东没有提出轮值 CEO 具体任职时间。没有实际运转，或没有明确规则，可认为不存在制度。这与公众眼中，京东是刘强东“一言堂”，非常契合。未来谁来接任徐雷，充满了偶然性，都在刘强东一念之间。

　　其次，在京东数科发生广告投放歧视事情后，京东集团也正式道歉。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注意到，在短短 300 多个字道歉信中，出现 5 个感叹号。这极有可能出自刘强东——即便不是手写，也是口授。否则，无论是京东集团公关部还是法务部，谁有资格对正在筹划上市的京东数科“指手画脚”呢？

（编辑：广安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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